萊茵模式 萊茵模式的德國經濟社會實踐及其啟示附照片

時間:2020-11-25手機版

丁純當今世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間存在著兩大主流經濟、社會模式:美英主導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和以德法等領銜的萊茵模式。前者崇尚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社會主流觀念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而后者則在青睞市場競爭的同時,強調競爭秩序和社會責任,社會主流觀念是社會民主主義或基督教民主主義。作為萊茵模式典型代表的德國模式經歷了三輪轉型:

第一輪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在戰爭廢墟上的啟動重建和對經濟社會模式的艱難選擇和奠基;第二輪是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面對經濟高速增長到低速徘徊的階段性轉折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衰變、第二次科技革命、能源消費和產業結構嬗變等內外部沖擊所進行的轉型和適應過程;

第三輪是本世紀初,在經濟全球化、老齡化壓力和兩德統一重負下的主動出擊和斷腕求生,對高福利低增長怪圈的戰略突圍。

在歐債危機中,德國經濟經過事前未雨綢繆的改革而呈現出一枝獨秀、社會安定的良好局面而再度引起世人的廣泛興趣和關注。

德國模式的基礎是社會市場經濟理念。1947年阿爾弗雷德·繆勒·阿爾瑪克提出“社會市場經濟”理念,主張“將市場自由與社會進步原則相結合”,這一理念為戰后德國首任經濟部長路德維?!ぐ虏杉{,并在實踐中細化落實,逐步建立起以市場為依托,競爭為手段,自由經濟為核心,維護社會公正為補充,政府承擔確保市場正常競爭秩序和維護社會公正義務的經濟、社會和治理體系。其特征包括:崇尚市場自由競爭、反壟斷與國家適當干預、維護秩序法制相結合;注重市場效率和社會公平的有機統一,建立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為核心、勞資“共同參與”決定的企業管理制度,以及各社會伙伴平等對話的社會體系,以保證社會的公平和穩定;以穩定物價和保衛對內幣值為主旨、相對獨立的央行體系;高度重視高質量的“二元制職業教育體系”以及以制造業為核心的實體經濟,提倡自由貿易為基礎、以歐洲一體化為依托的對外經濟貿易等。德國60多年的經濟、社會實踐,不斷豐富和拓展德國模式的內涵與外延,也證明了德國模式高度的開放性、發展、包容性。

向社會市場經濟轉軌,實現德國戰后重建

1940年代末二戰剛歇,德國出現典型的短缺經濟局面,占領當局不得不實行以配給制為核心的管制經濟。德國一方面面臨著恢復生產,維持基本生活,重建經濟、社會秩序帶來的嚴峻挑戰。另一方面,帶著對魏瑪共和后期近乎完全自由競爭但無序失控的市場經濟,以及納粹12年集權管制經濟的糟糕記憶,戰后選擇和實施怎樣的經濟、社會制度,對德國人來講無疑是個重大決定和轉型。艾哈德等以強調自由競爭和秩序的社會市場經濟理念為抓手,果斷實施了幣制改革、廢除商品配給制、取消工資和物價凍結、解除各類經營管制、推動私有化、實施外貿自由化,尤其給予聯邦銀行以獨立于政府的維護物價和馬克對內幣值穩定的特權和任務,構建起自由市場經濟所必需的、不扭曲的價格信號機制,使誠實勞動物有所值;同時,通過設立聯邦卡特爾局等反對壟斷,提倡自由競爭,逐項完善市場機制,成功完成從管制經濟向社會市場經濟的轉軌;并在冷戰加劇等有利德國的國際形勢下,充分利用馬歇爾計劃等外援,依仗高素質的人力資本,迅速實現了重建。從1950年到1966年,德國經濟增速高達7.9%,失業不到0.7%,私人消費活躍,固定資產投資旺盛,出口增長迅猛,基本實現適度增長、充分就業、穩定通貨和對外經濟平衡“魔術四邊形”所要求的目標,創造了令人贊譽的“經濟奇跡”。與此同時,伴隨著《戰爭損失賠償法》、《聯邦社會救濟法》等社會保障法律的出臺,以國家立法、社會自治,雇主雇員個人責任承擔為主、國家輔助為主要原則的,以社會保險為核心,包括社會補貼、社會救濟以及社會贍養和賠償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得以重建和完善。

1966年-1967年德國遭遇戰后首次經濟危機,其經濟實際上告別了此前單邊高速增長和充分就業的階段。作為應對,在基辛格大聯合政府經濟部長卡爾·席勒的竭力倡導下,以1967年出臺的《經濟穩定與促進增長法》為標志,德國經濟政策的主導思想從原來突出社會市場經濟框架下、自由競爭基礎上的增長,轉向了凱恩斯主義為導向的、強調政府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和干預經濟的總體平衡調節。此后兩屆左翼社民黨政府面對經濟增長減速等一系列問題和挑戰,在政策上繼續明顯偏離德國經濟此前一直堅持的新自由主義以及崇尚“小政府、大市場”的信條,擴大政府支出,補貼私人投資,降低中低階層稅收,還積極擴大社會保障制度的覆蓋范圍,以致社會福利水平猛升,社保占GDP的比重上升到25%。由此造成了公共債務猛增,滯脹和失業高企的問題未有顯著改善,總體調節政策未達預期目標的局面。

改革社會福利體系和勞力市場,重塑德國長期競爭力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外部兩次石油危機的沖擊,美元的持續走弱,德國馬克的被迫升值,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飄搖和崩潰等導致德國外部環境嚴重惡化,同時隨著以電子等為代表的第二次新科技革命興起,采礦、冶金、造船業等傳統行業逐漸衰落,德國工業的引擎、傳統工業集聚地“魯爾工業區”等陷入嚴重危機。期間,德國經濟出現了增速下滑,七八十年代經濟年均增長率分別跌至2.9%和1.8%、失業人數突破兩百萬、物價漲幅驟升到7%,總體經濟出現了戰后少有的“滯脹”現象,德國再次面臨著科技革命、能源和產業結構嬗變以及增長階段和發展方式轉變帶來的巨大挑戰和經濟政策的方向性抉擇。1982年來自右翼的科爾接任,重新祭出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等德國模式的舊策和利器,遏制福利負擔的迅猛上漲,同時大力減稅,為企業投資和個人消費松綁,積極擴大出口,以期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此外,注重科研和教育的投入,支持以電子、機械制造、生物技術等高新科技支撐的、以慕尼黑、斯圖加特等為中心的德國南部“硅谷”的崛起,同時加速魯爾等傳統工業基地的轉型。經過一系列努力,德國經濟走出了滯脹。

進入1990年代后,在全球化、老齡化的沖擊和兩德統一重負下,曾是歐盟經濟“火車頭”的德國黯然失色。經濟經過短暫的“兩德統一景氣”后,陷入長期停滯,消費溺弱,勞動力市場僵化,社保支出近GDP的30%,財政赤字連年超標,公共債務10年翻了1倍多,創新不足,信息產業等明顯落后于美國,產業結構調整緩慢,競爭力下降,可謂病態百出,德國經濟和社會面臨新一輪轉型考驗。打破“高福利高社保繳費和稅收高成本低投資低增長高失業”的怪圈,恢復德國模式昔日的輝煌,關鍵在于改革已經淪為德國發展負擔的高福利水平的社會保障體系和僵化的勞動力市場。此輪旨在重塑德國長期競爭力的綜合社會轉型改革,醞釀啟動于科爾內閣,全面實施于施羅德執政時期,施羅德大刀闊斧地向高福利和僵化的勞動力市場開刀,于2003年3月推出了以社會保障和勞動力市場改革為核心,涉及促進教育、減免稅收、增加創新投入等,名為“2010年議程”一攬子改革計劃,默克爾任上這些計劃持續落實并顯現績效。養老金改革中,通過改變養老金記發方法、引入積累型的“里斯特養老金”等開源節流方法減輕老齡化的沖擊;醫保改革中,除繼續壓縮開支和強調共付責任外,默克爾政府于2007年實行了以鼓勵各醫保機構間競爭來提高效率,遏制繳費率上升和引入全民醫療基金方式等提高醫保覆蓋率相結合的改革。在勞動力市場,通過制定、實施四個《哈爾茨法》,著重破除過度的雇傭保護制度,提倡靈活就業和自我創業,改革失業救濟制度等獎勤罰懶,增加勞動力市場活力。

借助以社會福利和勞力市場為核心的未雨綢繆改革,德國社保繳費率的快速上漲勢頭得到遏止,緩解了社保體系財政的可持續性問題;加上勞資雙方卓有成效的協議工資談判,德國勞動力成本增長率長期低于歐元區平均增長水平,為德國出口應對全球化挑戰立下首功;勞動力市場的改善使失業率奇跡般持續下降,2013年更是達到兩德統一以來的歷史低點。結合一貫重視實體經濟、職業教育,堅持走歐洲一體化道路、出口導向和出口地區多元化,倡導產學研相結合,鼓勵創新等優勢,德國能在歐債危機肆虐,他國經濟萎靡緊縮的局勢下,傲視群雄。

德國模式對中國的啟示

德國模式在經濟、社會方面60余年的實踐給正處在經濟、社會轉型時期,面對眾多內外挑戰的中國,提供了有益啟示:

首先,在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時,應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盡量避免政府的過多干預和扭曲操作;政府應構建市場經濟運行框架條件,堅持創新和科技引領,重視教育等人力資本投資的作用;在制定經濟、社會目標時,摒棄一味追求增長速度的思維,崇尚創新、生態可持續和兼顧社會公正的包容性增長、發展;在具體實施中,特別注重發揮自身傳統優勢,始終依靠實體經濟,重視高質量職業教育,積極推進以出口為依托的外向型開放經濟,學習德國始終依托歐洲一體化框架借力發展的范例,與地區和鄰國共同發展,力爭共贏。

其次,在經濟、社會治理上,強調法制、突出秩序;注重集思廣益,虛心聽取專家意見,充分開啟民智、獲取共識。實踐中德國注重立法和執法,而非隨意性高的過程政策;在遭遇發展瓶頸、醞釀轉型改革時,政府總是咨詢專家、權威群體,諸如“五賢人”(經濟)專家委員會、養老保險改革的“呂魯普委員會”、勞動力市場改革的“哈茨委員會”等,并廣泛征詢民意,形成全民共識。

再則,德國重視社會公正,不斷發展社會保險為核心的社會保障和各類社會伙伴參與的社會對話體系,著力再分配,推動消費和就業,減輕和熨平經濟周期波動,維護社會和諧,凝聚社會共識的經驗堪為榜樣。但同時,德國1970、80年代過度福利承諾、構建社會(Sozialstaat)(福利)國家所造成的沉重福利負擔,以至拖累經濟增長、社會發展,被迫改革的慘痛教訓更應該引起我們的警醒。在重視民生的前提下,我們應從現實出發,避免過度承諾,尤其是要注意建立鼓勵自我約束、負責的好機制。

最后,具有政治操守、敢于擔當的堅強領導核心和高效執行力是應對內外部挑戰和經濟、社會轉型實踐成功的重要保證。艾哈德果斷引入幣制改革和推進社會市場經濟,科爾毅然推進兩德統一和喚醒德國民眾改革意識,施羅德不計個人毀譽得失,改弦更張推動福利制度和勞工市場改革以及默克爾不計黨派之嫌,從善如流,堪稱領導者的榜樣。同時,60余年三次破解危機和經濟、社會大轉型,德意志民族居安思危、直面問題、篤行有終、崇尚法制和秩序的民族秉性,有目共睹。尤其難能可貴的是改革必然存在利益受損方,但德國社會能做到,一旦達成共識、法律,則言必行,行必果。施羅德時期德國壯士斷腕般改革的成功使德國能在歐債危機中“鶴立雞群”即是明證,值得欽佩和學習。

(作者為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經濟學院教授,歐盟讓·莫內講席教授,中國歐盟研究會秘書長)

“路德維?!ぐ拢↙udwigWilhelmErhard)是社會市場經濟的奠基人之一,被譽為“社會市場經濟之父”,他于1949年9月起在阿登納內閣中任經濟部長,以社會市場經濟體制解決經濟迅速復蘇問題,效果顯著,德國的經濟奇跡隨之出現。

艾哈德認為,社會市場經濟的深刻含義在于,把市場上的自由原則同社會平衡和每個人對整個社會的道德上的負責精神結合起來。他的這個著名論斷成了德國關于社會市場經濟的權威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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